情
者，人治之本，礼乐所由生也。故原情之极，礼为之防，乐为之节。有卑谦辞让，故制礼以适其宜；情有好恶喜怒哀乐，故作乐以通其敬。礼所以制，乐所为作者，情与也。昔儒旧生，著作篇章，莫不论说，莫能实定。周人世硕，以为“人
有善恶，举人之善，养而致之则善长；恶，养而致之则恶长”如此，则各有
，善恶在所养焉。故世子作《养书》一篇。密子
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之徒，亦论情，与世子相出入，皆言有善有恶。孟子作《
善》之篇，以为“人皆善，及其不善，物
之也”谓人生于天地，皆禀善，长大与物交接者，放纵悖，不善
以生矣。若孟子之言，人幼小之时，无有不善也。微子曰“我旧云孩子，王子不出。”纣为孩子时，微子睹其不善之。恶不出众庶，长大为不变，故云也。羊舌食我初生之时，叔姬视之，及堂，闻其啼声而还，曰：“其声，豺狼之声也。野心无亲，非是莫灭羊舌氏。隧不肯见。及长，祁胜为，食我与焉。国人杀食我。羊舌氏由是灭矣。纣之恶在孩子之时；食我之见始生之声。孩子始生，未与物接，谁令悖者？丹硃生于唐宫，商均生于虞室。唐、虞之时，可比屋而封，所与接者，必多善矣。二帝之旁，必多贤矣。然而丹硃傲，商均
，并失帝统，历世为戒。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，心清而眸子，心浊而眸子眊。人生目辄眊了，眊禀之于天，不同气也；非幼小之时，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。本自然，善恶有质。孟子之言情，未为实也。然而善之论，亦有所缘。或仁或义，术乖也。动作趋翔，识诡也。面色或白或黑，身形或长或短，至老极死，不可变易，天然也。皆知水土物器形不同，而莫知善恶禀之异也。一岁婴兒无争夺之心，长大之后，或渐利
，狂心悖行，由此生也。告子与孟生同时，其论
无善恶之分，譬之湍水，决之东则东，决之西则西，夫水无分于东西，犹人无分于善恶也。夫告子之言，谓人之与水同也。使若水，可以水喻，犹金之为金，木之为木也。人善因善，恶亦因恶，初禀天然之姿，受纯壹之质，故生而兆见，善恶可察。无分于善恶，可推移者，谓中人也，不善不恶，须教成者也。故孔子曰：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告子之以决水喻者，徒谓中人，不指极善极恶也。孔子曰：“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夫中人之，在所习焉。习善而为善，习恶而为恶也。至于极善极恶，非复在习。故孔子曰：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有善不善，圣化贤教，不能复移易也。孔子，道德之祖，诸子之中最卓者也，而曰“上智下愚不移”，故知告子之言，未得实也。夫告子之言，亦有缘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彼姝之子，何以与之。”其传曰：“譬犹练丝，染之蓝则青，染之硃则赤。”夫决水使之东西，犹染丝令之青赤也。丹硃、商均已染于唐、虞之化矣，然而丹硃傲而商均者，至恶之质，不受蓝硃变也。孙卿有反孟子，作《
恶》之篇，以为“人恶，其善者伪也”恶者，以为人生皆得恶也；伪者，长大之后，勉使为善也。若孙卿之言，人幼小无有善也。稷为兒，以种树为戏；孔子能行，以俎豆为
。石生而坚，兰生而香。禀善气，长大就成，故种树之戏为唐司马；俎豆之，为周圣师。禀兰石之，故有坚香之验。夫孙卿之言，未为得实。然而恶之言，有缘也。一岁婴兒，无推让之心，见食，号
食之；睹好，啼玩之。长大之后，
情割，勉励为善矣。刘子政非之曰：“如此，则天无气也。善恶不相当，则人之为善安从生？”陆贾曰：“天地生人也，以礼义之
。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，顺之谓道。”夫陆贾知人礼义为，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。善者，不待察而自善；恶者，虽能察之，犹背礼畔义，义挹于善不能为也。故贪者能言廉，者能言治。盗跖非人之窃也，庄蹻刺人之滥也，明能察己，口能论贤，恶不为，何益于善？陆贾之言未能得实。董仲舒览孙、孟之书，作《情
》之说曰：“天之大经，一一。人之大经，一情一。生于，情生于。气鄙，气仁。曰善者，是见其也；谓恶者，是见其者也。”若仲舒之言，谓孟子见其，孙卿见其也。处二家各有见，可也。不处人情，情有善有恶，未也。夫人情，同生于，其生于，有渥有泊。玉生于石，有纯有驳，情生于，安能纯善？仲舒之言，未能得实。刘子政曰：“
，生而然者也，在于身而不发；情，接于物而然者也，出形于外。形外则谓之；不发者则谓之。”夫子政之言，谓在身而不发。情接于物，形出于外，故谓之；不发，不与物接，故谓之。夫如子政之言，乃谓情为、为也。不据本所生起，苟以形出与不发见定也。必以形出为，亦与物接，造此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恻隐不忍，仁之气也；卑歉辞让，之发也，有与接会，故恻隐卑谦，形出于外。谓在内，不与物接，恐非其实。不论之善恶，徒议外内，理难以知。且从子政之言，以为，情为，夫人禀情，竟有善恶不也？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，鸿儒博生，闻见多矣。然而论情
竟无定是。唯世硕、公孙尼子之徒，颇得其正。由此言之，事易知，道难论也。酆文茂记，繁如荣华，恢谐剧谈，甘如饴
，未必得实。实者，人有善有恶，犹人才有高有下也。高不可下，下不可高。谓无善恶，是谓人才无高下也。禀受命，同一实也。命有贵，有善恶。谓无善恶，是谓人命无贵也。九州田土之
，善恶不均。故有黄赤黑之别，上中下之差；水潦不同，故有清浊之
，东西南北之趋。人禀天地之，怀五常之气，或仁或义，术乖也；动作趋翔，或重或轻，识诡也。面色或白或黑，身形或长或短，至老极死不可变易，天然也。余固以孟轲言人善者，中人以上者也；孙卿言人恶者，中人以下者也；扬雄言人善恶混者，中人也。若反经合道，则可以为教；尽之理，则未也。译文
情
，是治理人的根本，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。特意分析了情发展到极端的后果，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，用乐来作为节制。有卑谦辞让，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；情有好恶喜怒哀乐，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。制礼作乐的根据，是人的情和。过去的儒生，写文章，没有不论说的，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。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
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，取人的善良本，通过培养、引导，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；取人的恶劣本，加以培养、引导，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。像这样，原来情就会各有善恶，而是善是恶，在于培养的方向。所以世硕作《养书》一篇。虙子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这些人，也论述过情，与世硕相互有出入，但都说人的情中有善恶两个方面。孟子作《
善》篇，认为人的本都是善良的，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，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。说人由天地所生，都禀受了善良的本，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，放纵自己，胡作非为，恶劣品质渐滋长。像孟子说的，人幼小的时候，没有不善良的。但微子说：“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，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。”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，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。其禀恶劣，不如一般人，长大之后为非作歹，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，所以他这样说。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，祖母叔姬去看他，刚走到堂屋，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，说：“他啼哭的声音，像豺狼号叫。狼子野心，不认六亲，只有这个孩子，才会灭我羊舌氏族。”始终不肯去看他。等他长大以后，祁胜作，羊舌食我参与其中。国人杀了羊舌食我，羊舌氏因此灭亡。纣王的恶劣品质，表现在孩子的时候；羊舌食我参与作，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。孩子刚生下来，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，谁会叫他胡来？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，商均在舜屋里出生。尧、舜的时候，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，所被接触到的人，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。尧舜二帝的身旁，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。然而丹朱傲慢，商均暴，都失去了帝位，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。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，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，心地混浊眼珠就昏。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与明亮，这种昏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，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，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，长大之后与人接触，才变得昏的。生原本自然就如此，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质决定的。孟子说的人情天，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然而人天善良的说法，也有一定依据。一岁的婴儿，没有你争我夺的心，长大之后，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，于是放纵胡为，由此而产生。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，他评论人
没有善恶的区分，就像湍着的水，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，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。水本来没有向东向西的区分，就像人没有善恶区分一样。告子的话，是说人与水相同。假使人像水，可以用水来比喻人，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是金，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是木一样，人善是由于禀是善的，人恶也是由于禀是恶的。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，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，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，是善是恶可以明察。对于善恶无法区分，而可以改变的，称为平常人。他们不善不恶，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善的人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，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；中等以下智力的人，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。”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，仅仅说的是平常人，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。孔子说：“人本来是相近的，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，才彼此相差很远。”这样看来，平常人的人，在于习气了。习气好就成为好人，习气坏就成为坏人。至于最善最恶的，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。”人有善与不善，即使圣贤教化，它也不会再改变。孔子是道德的鼻祖，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，都说“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”，所以知道告子的话，不够真实。不过，告子的话，也有缘由。《诗经-鄘风-干旄》上说：“那个美好的人啊，用什么帮助他？”其注释说：“比喻像白色的丝，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，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。”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或向西，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。丹朱，商均应该已被尧、舜浸染改变了，然而丹朱却很傲慢、商均却很暴，可见最恶劣的本，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。荀子又责难孟子，作《
恶》篇，认为“人本来是恶的，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。”恶，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；人为，是指长大之后，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。像荀子说的，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。后稷做孩子的时候，以种植当作戏耍；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，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。石头一产生就坚硬，兰草刚发芽就清香。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，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。所以种植的戏耍，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；陈设俎豆的游戏，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。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，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。这样看来，荀子的话，不能成为事实。然而恶的说法，也有一定的缘由。一岁的小孩，没有推让的心。看见食物，哭叫着想吃它；看见好玩的，哭叫着想玩它。长大以后，就会克制感情，去掉私，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。刘子政指责说：“像这样，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，而是有无，有恶无善，根本不相应，照这样，人表现出来的善良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陆贾说：“天地给人生命，就赋予了礼义的本
。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，就能顺应它。能顺应它，就叫做道。”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，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。善的人，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；恶的人，虽然也能明察到它，但仍然违背了礼义。礼义来自于人的善，不是靠人为得到的。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，作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。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，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，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，却因本不好，自己不能实行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？可见，陆贾的话，并不那么真实。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，兴起情
的说法，说：“天的常道，是有有；人的常道，是有情有。人生于，人情生于。气卑劣，气仁义。说人善的，只看见它的一面；说人恶的，又只看见它的一面。”照董仲舒的说法，认为孟子只见到它的一面，荀子只见到它的一面。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，是对的；而不分析人的情有善有恶，是不对的。人的情同时生于，虽生于，但有厚有薄。玉产生于石，有纯的有不纯的，人情生于，哪能都是纯的善的？董仲舒的话，并不那么真实。刘子政说：“人
，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在身体里面存在，而不表
出来。人情，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，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。在外表的则称之为，不表的则称之为。”刘子政的话，认为人是在身体里却不显出来。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，在身体外表现出来，所以称之为；人不表，不与外界事物接触，所以称之为。照刘子政的说法，就称人情为，称人为。这是没有依据情产生的
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，而只是用外或不外把情说成是的的。一定要把外叫做，人也与外界事物接触，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，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。怜悯而不残忍，是人禀承“仁气”的表现。卑谦辞让，是人的表。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，所以怜悯、卑谦，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。说人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，恐怕不是事实。不论说人的善与恶，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，叫做还是叫做，从道理上难以清楚。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，把人叫做，人情叫做，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，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？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，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，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，然而论说人的情
，竟然没有判断对。只有世硕、公孙尼子这些人，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。由此说来，事情容易知道，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。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，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；有趣畅的言谈，如饴糖蜂那样甘甜，但不见得符合事实。事实上人有善有恶，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。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，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。认为人没有善恶，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。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命有贵与之分，有善与恶之别。认为人没有善与恶，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。中国田土的
质，好坏不均匀，所以土色有黄、红、黑的区别，土质有上、中、下的差别。水源不同，所以有清的水，有浊的水，有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。人禀受天地之，心存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五常”之气，有人仁有人义，是天生的道义不同；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，有人严重有人轻微，是天生判断力不同；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，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，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，这是因为天如此。人们都只知道水、土、物、器的形状与质不同，却不懂得人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。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是善的，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；荀子说人是恶的，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；扬雄说人是善恶兼有的，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。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、道义相符合，那么以上关于人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。但从充分阐明人的道理来评论，那是不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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